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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鄧小平說：“黨和國家的各項制度究竟好不好，完善不完善，必須用是否有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。”“這三條”即——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，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，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。(封面/陳國英作品)
　　鄧小平：謀劃制度理想
　　“在鄧小平的骨子裡，改革從來沒有動搖過。說他最後不搞改革了，這是不對的”
　　從現在開始的未來6年左右，對於中國人到底有多重要？
　　1992年，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就曾作出預言。
　　在那次讓改革開放走上新階段的談話中，有這樣一段表述：“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，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、更加定型的制度。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、政策，也將更加定型化。”
　　如今，習近平表達了在同樣的時間點達到同樣目標的決心。
　　2014年2月，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，習近平開篇就講述了自己對於鄧小平這一預言的深刻印象。 在這次重要講話中，習近平說：“今天，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，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，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、為人民幸福安康、為社會和諧穩定、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、更穩定、更管用的制度體系。”
　　此前，備受關註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，除了同樣強調“更加成熟、更加定型”，還將目標時間明確為2020年。
　　改革開放30多年，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也有人說可能將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。
　　改革如同闖關。這30多年間，中國人也曾多次面臨高高低低的改革關口。而這一次，在“改革必須硬碰硬”直逼眼前的時刻，兩代最高領導人對於國與民的制度承諾，在此契合。
　　這無疑也是1978年以來中國改革的一道險峻關隘。終點顯然不會是“三權分立”——儘管改革艱難，但他們對於自己所堅持的道路同樣自信。
　　比如鄧小平對於民主集中制就曾說：“我們總有一天要找機會把這個問題表述清楚。”  
　　用習近平的話說：“沒有堅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氣。”
　　在鄧小平誕辰110周年之際，回溯他對於國家與政黨制度體系的構想，慎思他的未竟事業，必然會對中國道路的未來有更清晰的判斷。
　　更高更切實的民主
　　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主任薑淑萍看來，鄧小平的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》一文是新時期政治體制改革重要的綱領性文件。
　　也許它不如開啟改革開放大幕的《解放思想，實事求是，團結一致向前看》以及南方談話那樣讓人熟知，但這篇通常所稱 的“八？一八”講話，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政治生活中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。 30多年後的今天，人們會把它視作新時期中國制度建設的起點。
　　“八？一八”講話就是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。會後不到兩周，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，鄧小平、李先念等六位老同志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，給全國老幹部作出表率。 “‘八？一八’是一個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，在當時的現實意義主要是解決黨內的新老接班、年輕化的問題。有人說，鄧小平搞改革，只搞經濟方面的改革，不重視政治方面的改革。這是不對的。這個講話可以證明，在新時期一開始他就在考慮和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。”薑淑萍對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說。
　　作為中共中央的工作部門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任務是：編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著作，研究他們的思想和生平，編輯、研究黨和國家的當代文獻和歷史文獻。第三編研部承擔編輯鄧小平著作，撰寫鄧小平年譜、傳記等任務。
　　“‘文化大革命’結束後，撥亂反正，老幹部解放出來，重新回到各級領導崗位。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深入，老幹部中許多人年邁體弱，力不從心，難以勝任，幹部年輕化迫在眉睫。這就是‘八？一八’講話的大背景。”薑淑萍說。
　　不過，這篇講話之所以被稱為“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”，是因為它並非就事論事。
　　除了指出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、幹部制度的主要弊端——官僚主義、權力過分集中、家長制、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，鄧小平還說：“黨和國家的各項制度究竟好不好，完善不完善，必須用是否有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。”
　　“這三條”即——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，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，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。  
　　實現幹部的新老交替
　　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研究員蔣永清說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，但還需要有組織路線來保證。所以，鄧小平把廢除實際存在的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，實現幹部新老交替，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。他認為這是關係黨的百年大計的根本問題，提出要趁老幹部還在，在三五年內調整、安排好各級領導班子。  
　　1982年中共十二大進一步闡述了“八？一八”講話的主要內容，強調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度，不設中央主席和地方各級黨委第一書記，為改變權力過於集中作出制度安排。
　　作為一種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過渡性策略，還建立了中央顧問委員會。
　　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研究員張曙說，與此同時，圍繞領導制度問題的立法進程明顯加快。
　　“八？一八”講話中說：“關於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的原則，也將在憲法上表現出來。”
　　張曙認為，法制建設是鄧小平對於制度建設的根本主張之一。
　　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、時任修憲委員會副秘書長的王漢斌曾回憶說，1982年之前的三部憲法都是總綱之後，依次為 　《國家機構》、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》兩章。這次修憲，討論焦點之一是，是否把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》作為第一章。它的實質是用憲法來明確：先有公民權利、然後根據公民的授權產生國家機構，還是先有國家機構來規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。
　　經過請示鄧小平，“還是要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擺在國家機構前面。這個決定很重要。”
　　更早時，在1978年底著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，鄧小平曾就法制建設作出了“有比沒有好，快搞比慢搞好”的指示。
　　由是，從1979年3月到6月底，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在3個多月內提出7件法律草案，中國立法工作在中斷了20多年後重新恢復並取得重大突破。
　　張曙說：“以幹部隊伍的新老交替為重點的領導制度建設，從進入新時期後有序進行。”
　　這些努力包括：恢復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，創設中央顧問委員會；確立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的國家機構系統，恢復國家主席、人民檢察院、人民法院等國家機構。
　　1982年中共十二大修訂黨章後至今的30多年，都如期召開各次黨代會。1982年憲法規定國家領導人連續任職時間不得超過兩屆，取消了領導職務的終身制。
　　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，鄧小平看到，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。改革，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，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。
　　“他認識到，政治體制改革要是跟不上，那麼經濟改革也進行不下去，所以強調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，並且對於改什麼、怎麼改、實現什麼樣的目標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都有明確的論述。這方面的論述在1986年、1987年非常多，非常充分。”薑淑萍說。